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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杭州这所学校突然全国刷屏

更新时间:2020-10-08 09:50:31

民小编说

随着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热映,杭州一所全国最美乡村小学火了。五彩的玻璃房外观,梦幻绚丽的校园设计 ,让人一眼就被惊艳到了。

这所始建于50年代的小学原来一样破旧不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而到了2015年,这所学校迎来了转机,美轮美奂的校舍成为了游客打卡地,还吸引了城市学生家长来农村陪读,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一起来看。

国庆长假首日,也是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上映首日。

徐峥导演《最后一课》这个独立单元里,很多网友都对影片最后出现的流光溢彩的小学惊叹不已。

这所学校就在杭州,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

电影里的故事,其实也是几十年前乡村小学和这个村庄的真实片段。

63岁的老校长邵烈明守了这所小学半辈子。如果不是从他口里知道,很难想象这所曾破败的乡村小学,如今居然吸引着一线城市的家长放弃学区房,来到农村租房“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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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校长邵烈明:我到30岁都没谈恋爱,一心想读书读出去

邵烈明是富文乡富文村人,富文乡8000余人口,几十年来仅靠务农为生。

他的家离富文乡中心小学只有200米路。这所始建于1956年的乡村小学,最早只是一层的泥房,旁边一间草庵则是老师的住所。

“我这一代人,乡里靠读书读出来的,一只手也数得出来。”讲起几十年前的求学经历,邵烈明总会这么说,靠读书“出山”是一件难事。

1973年,高中毕业的他已算是乡里的高学历,因为生产队里忙,他和七个姐弟既要帮父母干农活,又要参与到六联大毛岭水库建设中去。少年时代,邵烈明的记忆里总是筋疲力尽的,汗水浸湿衣衫,难得的空隙,他喜欢捧着书。父亲说,“不管怎么样,读书读着总是有用的。”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邵烈明和哥哥经过摸底考试,参加了统考,邵烈明刚刚过线,哥哥落榜。20岁这年,邵烈明连县城都没去过,哥哥带着他一起去参加体检。

邵烈明印象深刻,“那时候到千岛湖镇上,一天就一班客车,我们起了个大早,一路上我心砰砰直跳。太紧张了,心跳过快,体检不合格。回家的客车已经没有了,我们俩一直走到天黑。”

山间吹来的凉风习习,邵烈明坐在家门口石坎上,沉默了一个晚上。看着一个个每天在田间辛苦劳作的身影,大山里的农民们即便这样仍然连饭都吃不饱,甚至要翻山去隔壁村借番薯吃,邵烈明暗自下决心:要读书,走出去。

1978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旧址

1978年2月,富文乡小学请他到学校里代课教书,邵烈明边讲课边复习高考。

20出头的大小伙子、高中文化的代课老师,农村里急着给他介绍对象,邵烈明都婉拒了。“我说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呀,我就觉得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总想一定要考出去,要变成居民户口,要有正式工作。”

邵烈明边代课边复习,连考了三年,直到1982年他以全县第2名的成绩考进浙江省严州师范学校民师班。1984年后,他作为一名数学老师回到富文乡小学任教,两年后任教导主任,又一年后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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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孩子要经历2-3所学校才能小学毕业

富文乡下辖10个行政村,80多个自然村,路途远,全乡生源顶峰时期有1000多个,而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教育硬件、师资力量的不足。

邵烈明回来时一人教两个班的数学、语文,兼一个毕业班班主任,还兼着一个尖子班的常识课。

“那时候整个乡有20多所学校,分为完小、村小及规模最大的中心小学。一个小孩,小学阶段至少要经历两到三所学校,才能毕业。”邵烈明进一步解释说,“中低年级时在完小,中高年级则在村小、中心小学。因为小孩年纪小,只好在村里完小读低年级,完小是没有高年级的,所以三四年级以后就要换学校了。”

“那时候,教室有限,老师也很辛苦,一个人要教两三个年级,叫做‘复式班’。比方说在同一间教室,一年级教20分钟,然后写作业,再教二年级、三年级......

邵烈明记忆里,有很长一段时间乡村老师吃的是“百家饭”。村里的小学没有后勤保障,老师只能到学生家吃口热饭。“有位老师住在千岛湖镇上,每天骑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村里教书,今天在这家吃饭,明天上那家吃饭。”邵烈明说的这段往事,在现在看来有趣,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是乡村教育面临的窘境。

1983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旧址

往后很多年,不少小规模乡村小学因生源实在太少,陆续被撤除、合并到中心小学。这也正是电影《最后一课》里范老师给孩子们上“最后一课”的故事背景......

早在1982年,千岛湖被列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在往后很多年里逐渐开始了发展旅游业的尝试。

大山里的农村人很难嗅到所谓旅游的前景,更何况,富文乡离县城20多公里,交通不便。没有支柱性产业,农民们长期靠自销为数不多的茶叶、银杏、葡萄、花卉等经济作物为生,零零星星不成气候。80年代末,还有人靠山吃山,砍下树木,背着木材,偷偷摸摸翻一座山卖到建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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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阔斧的90年代,这里有第一批“留守儿童”

淳安县如今以“千岛湖”、“旅游”等关键词闻名全国。淳安人对外介绍自己时,只要说出“千岛湖”三个字,这趟自我介绍通常会以对方投来羡慕的表情而快速结束。

公开资料显示,1992年后,千岛湖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是,1992年,淳安县旅游业总收入仅为0.24亿元,1997年,这个数字达到2.83亿元。更不用说,2019年淳安县旅游业总收入已达到231.93亿元。

旅游业发达地区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不能在旅游业中分得一杯羹,你就无法登上财富的列车。外出谋生才能创造生活的更多可能性。

富文乡政府工作人员、80后的王哲(化名)就生长于财富列车飞驰向前的年代。

王哲长大后看到“留守儿童”一词,再回想起来,自己其实也曾属于“留守儿童”。

1990年,富文乡中心小学

90年代中,王哲上小学时,父母就外出打工了,自己则由奶奶一个人带。

王哲的父亲在镇上踏过黄包车,开过三轮摩托,1995年,父母东拼西凑了三万块钱买了第一艘快艇干起了旅游。过了半年,就还清了债。

后来,家里有了点积蓄,父母见儿子总是频繁转学,索性把他接到了千岛湖镇上。

说是管带方便,王哲印象里父母却总是早出晚归,他们在千岛湖开旅游快艇。大多数晚上,夫妻俩候在酒店附近,哪里有游客入住,他们就与前台套近乎,争取生意。晚上十点回家,第二天一早六点,又出门接客人去了。

“那时候旅游生意好做啊。台湾客人特别多,他们都是10美金20美金地给小费的。还有宁波温州来的游客也多,一船客人一两千块钱,一天能有好几船......”王哲说。

在县城小学的读书生活,让王哲一度觉得学英语特别吃力。能感受到一丝“优越感”的是,父母总是不停给他零花钱,然后语重心长地重复一句话:“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只要用功读书,你要什么,我们都满足你。”

那时候,王哲每天都能获得5块零花钱,“其实学校里中午有吃有喝的,当时我在同学中都算有钱的。农村里学生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也才四五块零花钱。”

千岛湖旅游业的发展,给王哲父辈这一代人提供了致富的机遇,也让王哲这代人有了走出山村获取更好生活、教育条件的基础。

富文乡一份自2013年——2019年大学生信息摸排汇总表显示,统计的7年间已就业或仍在读的富文籍大学生总人数为188人,其中本科生占到69.15%,不乏有一批“211”、“985”名校生。

如今,富文乡老人们津津乐道于乡里读书出去的年轻人们,有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德国知名大学的博士后,有就职在国家重点航空学院研究所的......“我们乡里其实也出文化人,子女读书争气学业有成的,哪个父母没出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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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想“弯道超车”太难了,必须要设计一条“专道”

然而,这份自豪背后还有道难题:外出求学固然是一条成才的好路子,乡里的教育怎么办呢?留在这里的孩子,他们的未来只能落于人后吗?

打造美丽的校园只是改变的第一步。

2015年,杭州市教育局在淳安、建德、桐庐等县市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情况调研。教师老龄化较严重、学生人数不断减少、教师缺乏积极性……这是当时包括富文乡中心小学在内的一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通病,建设“小而美”“小而优”的学校,让基础教育向优质均衡的现代化要求迈进,迫在眉睫。

2016年,富文乡中心小学被选定为农村小规模学校整体提升“样板学校”。接下这一任务的,正是刚从中学调任富文乡中心小学校长的姜蔚颖。

2017年,富文乡中心小学提升改造工程启动。同年,富文乡小城镇综合整治与“美丽城镇”提升改造工程的便车开到了学校门口,绿色停车场、安全游步道、配电房等设施得以建设、修缮,学校周边配套更为完善。

建造前

建造后

教学空间重构的同时,姜蔚颖思考的是更深层次的改变:“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依然很大,弯道超车太难了,要设计一条‘专道’,才能实现‘换道超车’。”

2018年10月,淳安县教育局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签订为期5年的委托管理协议,富文乡小学在委托管理的5年内不参加全县统考,对学校从应试的分数评价转为发展性的目标评价。

这种转变让学校可以有更多的尝试:14门拓展课取材于乡村,让孩子建立起与乡村的感情连接;全科包班、主题融合教学,让老师有更多时间与孩子相伴、沟通,并倒逼各科老师加强自我学习,提升教学水平......

尝试有了实效。根据学校对2019年毕业生学习情况跟踪的结果,从学校毕业的孩子考入淳安县重点中学的前60名占5位;学校拿下了县中小学生科技节奖项20余个,县中小学生艺术节奖项8个,其中一个节目被选送至杭州市中小学生艺术节,获二等奖;定期收集的《学生心理状况量表》反映,孩子们为交到亲密的朋友而欣喜,对自己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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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学区房来农村陪读,乡村小学迎来一线城市的“逆向生源”

“增加10%以上本地生源”是学校5年办学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已提前实现。不仅如此,学校还吸引了全国各地学生前来就读。

小欢喜是富文乡小学生源版图上最南边的一个,来自深圳。妈妈郑女士带着外公外婆一起搬到了富文村租房子生活,她陪读,老人则到安静的乡村养老。“这里是我想象中教育的样子,让孩子葆有天性。小孩嘛,慢慢养。”

另一个来自江苏的家庭,本来买好了学区房,今年5月却把孩子带到了这里入学。姜蔚颖留意过,今年9月开学,举家来富文租房陪读的外地生源家庭达到了9户,杭州市区的、宁夏的、黑龙江的、上海的等等。

“下半年学生人数已经有近130人。”姜蔚颖说,“如果没有改革,这个数字可能已经降到100人以下了。”

更有意思的是,学校还成了乡里的一块招牌。不断有家长和游客慕名前来“中国最美乡村小学”打卡,学校还频频登上“小红书”“马蜂窝”等社交网络的“旅游出行地推介”栏目。

据富文乡统计,学校改建完成以来,省内外来校参观考察的有236批次5182人,来校研学的有17批次1070人,假期自主参观人数累计已达18377人。由此带动的是,近千人次到周边住宿、用餐、采摘、游览,周边旅游经济因为“网红”学校得以一振。

一位网友在“小红书”里评论道:“我真没有想到我的家乡千岛湖,我的母校小学富文乡中心小学现在成了网红小学了吗?上次还有人问我这个学校在哪里,我就突然很惊讶,因为我的小学又不是在市区里面的,怎么都会有人知道去的!而且还很多!太神奇了,这都多少年了……”

老校长邵烈明也说:“这是我们富文从来没有过的机遇。”

电影里,当学生按着自己的画纸构想,真的建造出五彩斑斓的校舍的时候,整部影片的泪点出现了。把家乡情感凝聚在乡村教育上,凝聚在读书改变命运上,也恰好是读书人的最大情感体验之一。

文章来源 |杭州日报、杭州教育发布,转载自教育之江。

微信编辑 |董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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