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体育在线

主页
极速体育在线

旅游业复苏,实景演出何去何从

更新时间:2020-10-18 08:07:32

《印象·丽江》是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继《印象·刘三姐》之后推出的又一大型实景演出,它位于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甘海子,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实景演出,自2006年起公演至今。(视觉中国/图)

“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坐在海拔3100米的印象剧场,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实景剧场。这里的天是干净的,这里的空气是干净的,我们的心也是干净的。”十二年来,杨国柱每天都会在玉龙雪山前喊出这句话。

上午十点半,杨国柱来到剧场,准备下午演出的排练。他是纳西族人,40岁之前,一直在云南省玉龙县的大具乡种地为生。2007年,杨国柱看到了村口贴出的《印象·丽江》招募广告,招懂一些当地民族歌舞的群演,于是,他成了一名实景演员。之前他参加过村子里的纳西古乐传承队,懂一些乐器,还会唱歌,经常在节假日参加各种表演。

下午一点多,58岁的陈正清从家中出发,开车十几公里来到位于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西侧的《又见敦煌》剧场。陈正清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家住月牙镇,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敦煌曲子戏”。

四年前,他被意外选中出演特型演员“王圆箓”一角。下午三点左右,陈正清已经换好白色道袍,准时站在演出间候场。最忙的时候,陈正清一天要演十几场,晚饭也是在演出间隙中匆匆吃完。

舞台上,陈正清弯下身子,转向观众,突然咆哮起来:“你们,还有你们,干吗一声声骂我?我一生守着这窟,恪尽职守,忠于信仰……放过我吧,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啊!”

晚上九点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结束,家住河南待仙沟的刘洪涛回到了家中——这是他做了十三年的兼职工作。每天,他都换上黄色僧袍,盘腿坐在树林中间,扮演一位默不作声的“坐禅僧”。

刘洪涛的微信头像是游客偶尔拍到的演出照——他表情严肃,双手握住佛珠,四周灯光将他照亮,颇有“高僧”风范。为了更贴近角色,他的头发每半个月就要剃光一次。

75分钟里,刘洪涛不能和人交谈,为了打发时间,他一般会想想白天在登封市做了哪些活计、遇到了什么人和事。演出结束后,刘洪涛可以领到25块酬劳。与白天在市里打工相比,演高僧显然轻松多了。

差不多同一时间,谢忠良也收工了。白天,他给别人送桶装水,晚上便穿上道具服成了漓江上的“渔民”阿哥,划着竹排从江面上缓缓驶过,并点燃火把。2009年,外出打工的谢忠良回到阳朔,成了《印象·刘三姐》的一名群演。

2004年,《印象·刘三姐》公演,拉开了中国“实景演出”的帷幕。此后十五年间,实景演出的规模不断扩张。道略文旅产业研究院抽样调研推测,2020年国庆期间,实景旅游演艺演出场次七百多场,观众达到七十多万人次,演出票房在1.5亿元左右。

“你能看清楚他们的人吗?”

汪强比杨国柱早来两年,进剧组的时候仅仅18岁。他是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人,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之前半年一直在泸沽湖划船或做一些农活。“选拔的时候要对着山吼一下,要把这边特有的少数民族风格表现出来。”汪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有些人拘谨,表现不出来,就没有选上。”

《印象·丽江》一开始在相对偏远的山区挑选演员,李芝月家住在离丽江较近的束河古镇,因此并未得到消息。“因为是原生态表演,最大的要求就是要朴实。”2007年,年满18岁、嗓音出色的李芝月如愿以偿成了一名实景演员。

几百名实景演员被安排住进了宿舍,所有的演员按照团、排等进行半军事化管理,他们日常排练的内容大多是一些少数民族传统舞蹈。

几年间,观众一下子变多了。汪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开演的第一场,观众只有十多个,2007年便已经是一票难求了,场次增加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最高的时候一个月拿了2800块。”

2007年,《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开始大量招募兼职演员,刘洪涛第一时间报了名,他的外形颇有优势。“你太瘦的话,坐在那里看起来不好看,而且个子也要高大一些”。被选中后,刘洪涛还特地排练了两个月——什么时候动和不动,什么时候跟着音乐出一次手势——这些他都牢牢记在心里。

一场演出下来,刘洪涛可以拿到八块钱,当时他每个月打工才赚800块。刚开始演出,由于坐的时间太长,刘洪涛的脚会抽筋,甚至无法站起来,2010年后才好转。

和刘洪涛一样,杨波也是一名兼职演员。白天,他是华清宫的讲解员,晚上则是《长恨歌》的群演。一场“安史之乱”的戏中,杨波和华清宫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扮演“安军”,专业的演员则扮演“唐军”,双方“打斗”在一起。“打斗的时候,动作什么幅度都是有要求的。”杨波说,“但只要不出戏就可以。”

更多时候,一个群演要演3-4幕戏,会更换两三套衣服,主要任务是跟随音乐节奏,跑到舞台相应的位置,做出规定动作即可。群演是华清宫员工的“特殊福利”,可以为他们带来每个月三千元左右的额外收入。

旅游旺季时,陈正清一天演七八场,每个月能拿到七八千元,淡季时也有两三千元收入。陈正清很满足,他是整个剧组工资最高的人。

农民工、保安、饭馆老板、服务员、快递员……2004年后,在各种推力之下,越来越多风景旅游区的当地人投身实景演出中。

“实景演出大部分都是人海战术,整个舞台上堆到了将近两百人,其实还是显得很小的,因为整个舞台有将近两万平米,顶峰的时候有二百三十多人演出。”王浩然之前在湖南一个大型实景演出项目中负责群演管理。

王浩然形容群演更像是演出的“场景”——一个大的演出画面往往需要很多演员去填充。“一场50块钱,一个月1000来块钱,附近的大妈,晚上跳广场舞也是跳,到这儿也是跳,到哪儿不是跳?”

“你能看清楚他们的人吗?”道略文旅产业研究院院长毛修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的就是这种场面,加上那么大的声音,能带来很大的感官刺激,这就是它的模式。”

“这就是个无底洞”

高中毕业后,陈正清种过地、开过餐馆,还曾去过青海格尔木、山东青岛等地工作。2016年,《又见敦煌》演艺项目来到敦煌选角,陈正清在16个“王道士”候选人里脱颖而出。当时,“王道士”们被要求轮流上台表演,一个不行便换另一个。其他人表演的时候,陈正清就在旁边琢磨王圆箓的内心——“要表现出他内心的痛苦和悔恨,让观众看完后有所同情。”

“那些看了王圆箓原型照片的人,都会跟我说,你比真的王圆箓都像王圆箓。”陈正清骄傲地说,“我站在那里一开口,观众就傻了眼了,哇,这么像吗?”演出下台的时候,有时候观众会挤过来,被剧场的管理人员给拦在了外面。陈正清说:“哎呀,你就让他们摸一摸嘛!”

刘洪涛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演出结束,有观众好奇“这人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矿泉水瓶突然就扔在了离观众席很近的刘洪涛的身上,只听见旁边的观众大喊:“这是真的!真的!”刘洪涛把这些都当成演出时“解闷”的段子。

对于群演来说,这些演出尽管机械、重复,但在当地仍不失为一个“金饭碗”。随着观众越来越多,各类演出的节奏也开始越转越快。

“实景演出面临着巨大的竞争,不是同质化,而是来自强大的对手——主题公园式的旅游演艺和沉浸式旅游演艺。”毛修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实景演出出品人、湘潭广播电视局前局长熊兴保认为,对旅游景区来说,实景演出仅仅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景区本身没有多少游客,仅靠一台演出想把景区搞火的可能性很小。一般5A级以上旅游景区才拥有这样的资源,游客量一般至少也要500万,才可能容纳下一台实景演出,否则做演出会很吃力。”

《2018中国旅游演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近三百个旅游演艺项目,其中80%的项目处于亏损当中,10%处于收支平衡,真正盈利的只有10%左右。毛修炳认为,目前全国八十台左右的实景演出,能够正常运营下去的在一半以上,一直保持赚钱的在20-30台。

“投了一年两年之后发现这就是个无底洞。不像房地产项目,回款很快,实景演出你投进去几个亿,需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能回本,而且运营成本相当大,除了舞台还有大量的人力成本。”王浩然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广西某旅游开发公司演艺总监贾翰涛分析,7000万元制作成本是国内大型实景演出的标准。如果以7000万元为例,200人以上的员工工资每年在800万元左右,加上300万元设备折旧率和500万元营销费用,每年的成本在1600万元以上,票房的纯收入要达到2000万元以上,才可以保持收益平衡。“据我所知,国内95%以上黄掉的项目,前三年运营成本太高,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太大,撑不下去就垮掉了。一般来说,运营时间也就是三年,三年是演出项目能不能活下来最关键的时间段”。

2013年,被誉为中国山水实景演出创始人之一的梅帅元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很多地方并不具备操办实景演出的资源。除了山水资源,如果当地的文化无法演绎,只能观赏,“它不鲜活”。

除了张艺谋、王潮歌、梅帅元等人成立了实景演出公司,包括陈凯歌、冯小刚在内的知名导演也涉猎过大型演出项目。贾翰涛介绍,“印象系列”和“山水系列”的导演组成员,如今一些也已经自立门户,成为第二梯队,近些年一些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也纷纷加入到了实景演出的队列中,甚至一些曾经的投资方也成了演出制作方。

“这些演出有些在平均水准之下。他们不需要名人效应,也不需要大体量的规模,只需要把这台演出排得热闹一点、好玩一点,老百姓喜欢看就可以了。”贾翰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魏鹏举在北京剧场看过某演出,后来被复刻到了某实景演出中。除了人员变多、场面变大以外,内容更差了。角色的表情和动作淹没在海量的人群中;演唱被配音所代替,演出像一台热闹的晚会,在庞大的场景中,观众只是在猎奇地观看。“艺术强调细节、表情、人物、情感,这些在实景演出里很难实现,有些演出更像视觉上的杂技项目。”

“中国的实景演出要想真正发展下去,还是要从旅游演艺走向演艺旅游,演艺要放在前面,内容来吸引游客。”魏鹏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否则的话,室外转向室内,本质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后疫情时代到来,我们要考虑的是,还有没有必要做大型的实景演出,这样大投资、重资本、重运营的项目?”贾翰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目前国内的演出太多了,现在不是有几台,而是一个市有几台演出的问题。”

2020年6月,河南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群演正对看台进行消杀,以迎接复工演出。(视觉中国/图)

“旅游地产和旅游商业的前景”

《印象·刘三姐》寻求投资前后整整用了5年,投资商换过好几个,最终从桂林一家企业及当地银行拿到了6000万元。一个至今被反复提及的数字是,《印象·刘三姐》公演之后,桂林阳朔地区的GDP上升了5个百分点。这样一台演出将只有一条主干道的阳朔县城变成了一个旅游新城。

据中经文化产业统计,自2004年实景演出诞生以来,除了2005年没有增加新的演出项目之外,此后每年都在增加,仅2017年全国就有超过11台实景演出开演,比上年同期增长120%。

《印象·刘三姐》的投资者之一黄守新曾提到实景演出的重点是——砍项目、征土地、抓环保和建剧场、控制成本、做营销。

魏鹏举认为,实景演出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一台规模庞大、投资大、有影响力的实景演出,可以成为地方品牌和地方文旅业大发展的标志。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成为电影票房史上最卖座的典范。刚组建的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团正在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准备斥巨资在韶山做一台大型实景演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想请他做创意策划。”

2011年8月3日,时任湘潭广播电视局局长的熊兴保在微博公开发布信息,为即将上马的实景演出项目寻找国际导演。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团是由湘潭广电和韶山市市政府为实景演出项目合资成立的公司。

红色旅游景区的传统模式一般为“三大件”:故居、广场、纪念馆。这种观光旅游形态相对落后,无法延长游客在当地停留的时间,从而进一步延长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链。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湘潭和韶山两级政府有明确的想法和要求,党委政府不动,别人来投资那也是假的。有了明确要求后,资金量比较大,全部由政府出资也不合适,还是要找到社会资本。”熊兴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样的项目要有情怀,投资者也有战略性眼光,看得到当地旅游地产和旅游商业的前景。”

熊兴保发微博时,政策和投资当时已经基本落实。“我们商量要请像卡梅隆这样的总导演,一炮走红,给我们大戏建立一个高度的基础。另一方面,向外界发布一下这个消息,看大家是个什么反应。”

最终,卡梅隆方没有回应。该项目导演也换成了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的导演。

2011年11月,润泽东方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5个亿。其中,北京中科招商集团占股60%,韶山红色文化旅游集团与湘潭市两型社会建设投融资有限公司各持股20%。一个月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开始试演。

“政府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一是演出的思想性、艺术性要有正确的导向,二是需要政府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三是项目落地需要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熊兴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资金的主体是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和管理是企业的事情,我们各有各的分工。”

过去十五年间,实景演出作为一种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受到了地方政府的追捧——七八千万元到三四亿元便可投资一个项目,既是地方政府的民生工程和形象名片,又是房地产和其他联动项目的完美中介。

魏鹏举认为实景演出并非文化意义上的创新,而更像商业模式的创新。“文化经济主要投的是内容,但是综合风险太大,投资实景演出或者其他旅游演出项目,毕竟总会留下重资产。”

魏鹏举解释,一方面,演艺带动周边产业升值,比如实景演出可以带动土地增值,西安曲江在做了一些文旅项目后,土地价值快速攀升;另一方面,传统的现金流和盈利模式较好的产业也会投入演艺中,比如《鼎盛王朝·康熙大典》最初由铁矿商人投资。

贾翰涛曾担任实景演出《梦里老家》艺术团团长。他发现,2013年之后,很多地产开发公司开始布局文旅。《梦里老家》的资方是翼天文旅集团,该公司的前身便是江西上饶一家房地产企业。

贾翰涛认为,景区一旦有了二次消费或三次消费后,地皮和品牌会明显溢价,再加上后期开发的地产项目,收益也许远远超过门票收入本身。

“为什么建起来以后,哪怕演出不太赚钱,还是有那么多演出在维持?”毛修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可以不停地把人流带过来,产生其他的消费,住宿、吃饭、周边观光……”

“五六个亿靠一张门票收回成本是漫长的,但是你有那么一大片的土地,当初规划的业态都上来了,形成了一个产业文创园,收益是一个园区的经济,就可以实现早日回本,而且会走入一个良性的发展。”熊兴保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9年4月,《大唐夜宴》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紫云楼南广场首秀(视觉中国/图)

“都是演了十几年的老演员了”

2011年,王潮歌曾对媒体提及,相比于地方产业,她更看重实景演出对那些小镇、乡村里年轻人的改变。“他们都是上不了大学准备到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因为有了‘印象’留在了小镇,《印象·大红袍》二百多名年轻演员,80%为当地村民,他们每个月可拿到两三千块钱,因而有了人生信心,觉得自己能够做很多事情。”

2015年,《梦里老家》的演员有360人,全部是校企合作的专业演员。第二年为了减少运营成本,人员从360人减少到220人,演员开始属地化,并将群众演员的属地率控制在84%。“我们每隔一个月都会有一个针对艺术团所有演员的集中业务考核,业务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贾翰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谢忠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印象·刘三姐》早已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他的工资从最初的500元逐渐上涨到两千多元,每天晚上只需要演四个小时,加上白天打工,足以负担一个家庭的开支。他也会劝告阳朔的年轻人,好好待在当地工作。“在阳朔,一个月赚2000块,如果出去打工,我们这边上班的基本上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没有什么专业特长,能挣到四五千就不错了”。

2012年,刘洪涛开了个小农家院。“全国各地的人都来看《音乐大典》,还有外国人专门过来”。游客给他的农家院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因为演出在晚上,游客一般都会选择住一晚。靠着农家院,刘洪涛每年也能赚个十万块左右。

与刘洪涛同批的演员如今仍在演,有的已经六十几岁了。“现在不用排练,都是演了十几年的老演员了,都知道要干啥咧,”刘洪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要身体健康,就能一直做下去。”

工作三年,杨国柱仍然会梦见家乡的土地,自己面朝黄土辛勤地劳作,“梦到的都是在地里边怎么苦了,都是忘不了”。2017年,演了十年后,杨国柱终于在丽江买了房子,首付38万元,还有了自己的汽车。当时和他一起进来的群演,大多数都在丽江有了自己的房子。

“以前这些想都不敢想的。”杨国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在村里边的那些小伙伴,我感觉比我要苍老一点。”后来,杨国柱陆续带了一些朋友的孩子过来演出,这些孩子后来也成家立业了。

经济好转后,杨国柱有了更多的娱乐生活。2018年8月,他和同事一起去北京参赛,凭借着纳西古乐还拿到了一个金奖。一位西安的观众时隔五年来看演出,一眼就认出了杨国柱。“我一进场就在找你,以为你不在了,没想到你还在演出,照样是这样的震撼!”

汪强在2016年结婚了,妻子也是《印象·丽江》的演员,两人如今也在丽江定居,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最近流行地摊经济,我们这边的演员,有一些会把家里的土特产,像核桃、葡萄等,拿到丽江的市场上去卖。”汪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芝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家三口在一起演出是很常见的事情。“最早进来的可能现在四十多岁,他们的孩子长大了。有个演员,我刚进来的时候,他的儿子才三四岁,但我都已经待了十几年了,他的儿子已经过来跟我们一起演出了。”

人数最多的时候,杨国柱的村子有三十几人在《印象·丽江》演出,现在只剩下了五六个。杨国柱说,现在工作强度大,群演要求的年纪比较轻,一般不超过28岁,但是年轻人流动性非常大。离开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当兵、进城打工、换份工作……当初像他一样年纪的中年人,现在很难做群演了。

以前身体健康的时候,陈正清能扛着箱子,一口气爬到三楼,来回十几次,一点感受不到累。这几年,《又见敦煌》的演出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每一场演出,他都要咆哮、怒吼,一天要咆哮八九次。2017年和2018年是他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有好几次被同事抬下了舞台。

2012年,陈正清将自家改造为农家乐,开了一家“陈家戏园”。每天上午,他趁闲暇还会给游客表演曲子戏,没人听的时候,也会自己吊个嗓子。相比于其他唱曲子戏的老伙计,至少收入有了保障。

以前,陈正清经常在文化馆义务表演“敦煌曲子戏”,自称“没有编制的演艺人员”。现在,文化馆喊他去表演,陈正清有时候会无奈地拒绝:“我不是不爱这个东西了,是生活所迫,不要说一个月给我七八千块钱,给我一个月发两千块钱,我立马就把现在的工作给辞了,我就去唱曲子戏。”

疫情期间,演出停滞,陈正清第一次彻底闲了下来,以往3月就开始演出,最多耽搁半个月,但是今年直到5月才恢复演出。“四年来,这是我身体最好的一年。”陈正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前我会盼着休息,但是真正停业了,人的心里其实特别难受。”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刘三姐剧场敦煌红色土地

热门文章